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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81年6月2日清晨，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宅里仍飘着药味。工作人员按惯例对遗物进行分类，一只暗绿色保险柜被打开，夹在账本和照片之间的两张老函映入眼帘。落款处遒劲舒展的“毛泽东”“周恩来”，让在场的人不由屏住呼吸。墨迹虽已发灰，却依旧清晰，一旁的日期“1949年6月”显得分外刺眼，仿佛时钟瞬间拨回三十多年前。

　　整理者小心地平摊信笺，仔细辨认。第一封短短百余字，通篇手书；第二封落款是周恩来，但两处批注出自毛泽东，字迹比正文稍粗，看得出执笔者当时用力很重。有人低声感叹：“没想到夫人把它们保存得这样完整。”七个字回应了这份惊讶——“革命友情，重于生命”。

　　视线月，上海寒潮未退，宋庆龄在衡山路寓所收到西柏坡电报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简明扼要：解放在即，望北上共议国是。她读完后立在窗前良久，外头汽笛声此起彼伏，她的心却像琴弦一般拉紧。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北京溘然长逝的画面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，所以她给出了暂缓成行的回信——这就是如今保险柜里那两封信的“前传”。

　　到了5月下旬，人民解放军突破吴淞口，上海宣告解放。陈毅出任市长，仅隔一天便登门拜访。临别前，陈毅诚恳地说：“夫人若有为民生计献策之意，陈某洗耳恭听。”宋庆龄报以点头，却依旧没有立刻动身。她担忧的不只是个人情感，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。

　　毛泽东与周恩来并未就此放弃，6月中旬，两人再次动笔。内容与电报相比更显恳切——“特派邓颖超趋前致候”“敬希命驾莅平”，措辞几经推敲，只为增加半分亲和。信写好后，邓颖超携鲁迅夫人许广平南下。车站月台上，邓颖超风尘仆仆，握住宋庆龄的手简短一句：“中央等您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宋庆龄反复提起，她说那是促使自己最终决意北上的最后一根“琴弦”。

　　7月下旬的一个午后，宋庆龄在逸园出席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会。她特意佩戴了孙中山当年赠送的胸针。台下掌声刚落，她转身对邓颖超说：“我去。”邓颖超愣了半秒随即抱住她，声音难掩激动：“太好了！”——短短六个字，却让彼此的眼眶都红了。

　　8月26日，宋庆龄同邓颖超、廖梦醒乘火车北上。前门站月台上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早已列队。汽笛拉长的那一刻，毛泽东快步迎上，握手、寒暄，一连串动作几乎没有停顿。人群散去后，周恩来指指宋庆龄手中的小皮包：“里面装着什么？”宋庆龄扬了扬包角，轻声道：“你们的信。”一句话，把周恩来逗得哈哈大笑，也把这段情谊牢牢钉在历史里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从妇幼保健到国际联络，她事事亲历。有人统计过，她在1950—1957年间外出调研行程近十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半。毛泽东称呼她“亲爱的大姐”，周恩来更是时常登门请教。1951年朝鲜战局吃紧，宋庆龄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国际援韩救童计划，文件上留有周恩来“同意，速办”四字批示，可见信任之深。

　　时间进入1976年。1月8日，周恩来病逝；9月9日，毛泽东去世。两次沉痛打击几乎让宋庆龄的身体在一年内垮掉。周恩来追悼会结束那天，她对旁人低声说：“这么多年的并肩，总想着谁也不会先走。”语毕转身上车，车门刚合便听见抑制不住的抽泣声。相隔八个月，她又拖着病体守灵毛泽东。她坐在长椅上，双手紧握拐杖，“让我陪他多一会儿。”这是她在灵堂唯一的一句线年后，宋庆龄健康急转直下。高烧、心衰、关节炎轮番来袭。邓颖超与医务人员商议时，她突然提出申请入党。多年之前，这个提议因统一战线需要被婉拒，如今再无阻碍。组织手续在病房里火速完成，老同志们握着她的手道贺。她只是轻轻点头：“终于赶上组织生活了。”

　　1981年5月29日夜，仪器上的心电曲线归于平直。三天后，遗物被分类保存，那两封信被列为绝对一级文献，调入中央档案馆恒温库。档案员在登记册备注：“信纸边缘微碎，字迹完整。”旁人或许不知道，这八个字，恰好印证了宋庆龄对故人、对新中国那份始终如一的坚持——外物会老去，信念不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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